在安徽省的一个小县城，外卖骑手闫峰（化名）在2月24日向他的同行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京东要给外卖员交社保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转投京东？”在询问了大约六七十位经验丰富的骑手后，他发现只有五人愿意接受工资减少以换取社保的保障。

这一讨论的背景是京东宣布从3月1日起，逐步为其全职外卖骑手提供五险一金。为了缓解骑手们的担忧，京东集团在2月24日晚进一步宣布，将承担新签约全职骑手五险一金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个人应缴部分，确保骑手的实际收入不会因此减少。此前，美团和饿了么也已宣布将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。

（一）外卖站点，尚未出现“跳槽潮”

这一系列举措再次将配送员的社保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据统计，美团、饿了么和京东平台的外卖骑手总数超过1200万，其中全职骑手约占20%。全国范围内，外卖员、快递员和专车司机等从业人员高达8400万。社保的缴纳不仅关系到平台企业的利润和生存，还可能引发配送行业的重大变革，包括行业格局的重新洗牌、利益分配的重新评估以及劳动者权益标准的重塑。

尽管京东外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商家入驻，并且通过高额奖励活动积极招募新骑手，但短期内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骑手跳槽现象。大多数骑手仍然将收入作为首要考虑因素，对于是否缴纳社保持观望态度。例如，外卖站点负责人曹阳（化名）指出，京东外卖可能会吸引特定人群，如被裁员的人员或希望获得更多保障的骑手，但大多数骑手更关注的是每月的实际收入。

在皖北某县城，外卖员陆丰（化名）反映，尽管配送单价有所下降，许多骑手仍然希望通过多接单来增加收入。然而，他们的长期保障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尽管京东的举措可能会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，但目前看来，配送江湖的变革仍在酝酿之中。

（二）外卖配送员社保问题的症结何在？

当前，外卖配送行业主要存在两种模式：一是以美团众包、蜂鸟众包、达达、闪送为代表的众包骑手模式；二是以美团专送和饿了么专送为代表的团队专职模式。

众包模式类似于雇佣大量“临时工”，骑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接单或停止接单，因其灵活性和自由度较高，众包骑手的数量远超专职骑手。这也是京东敢于为全职骑手全额承担五险一金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由于外卖行业利润较低，且众包骑手往往同时为多个平台服务，权责关系复杂，许多骑手已经通过其他单位缴纳了社保，因此站点通常与骑手签订合作协议而非正式劳动合同。

在社保缴纳问题上，站点通常通过与第三方公司合作，以挂靠方式为骑手缴纳社保。骑手不仅需要承担全部社保费用，还需支付中介挂靠费用。以合肥为例，2024年合肥市社保每月最低缴费为1420.27元，公积金最低为206元，合计1626.27元。这意味着，一个50人的配送站点，京东每年至少需要承担约97.57万元的五险一金费用。

如果京东能够全额承担骑手的社保费用，将显著减轻骑手的经济负担，但这也意味着京东需要承担更高的人力成本和订单履约成本。然而，即使在团队专职模式下，二三线城市的外卖员也往往无法享受社保。骑手陆丰指出，团队专职模式下，骑手虽然与平台或代理商签订雇佣合同或劳务派遣合同，但由于平台利润较低，代理商通常不愿意为骑手缴纳社保。

无论是众包模式还是团队专职模式，外卖员目前仅能获得每天3元的意外险保障，但这种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兑现。例如，众包骑手在发生事故后申请保险理赔时，需满足在线送单且行车规范的要求，而因闯红灯或走非机动车道导致的事故通常不在理赔范围内。

京东宣布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，但这可能仅惠及少数骑手。目前，美团、饿了么和京东平台的外卖骑手总数超过1200万，其中全职骑手约占20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那些专职从事配送工作却未享受社保的骑手，能否顺利实现社保缴纳。此外，全国范围内外卖员、快递员、专车司机等从业人员高达8400万，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？

国外已有相关法律保障平台工人的权益。例如，新加坡于2024年出台了《平台工人法案》，为依赖在线平台谋生的工作者提供了一系列劳动保护和社保待遇。该法案将平台工人定义为介于雇员和自雇人士之间的独特法律类别，并为其提供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险、住房公积金以及失业补助金等保障，甚至赋予平台工人在合理情况下发起罢工的权利。

（三）国外已有法律保障平台工人权益

“一边玩着《王者荣耀》，一边喊着‘我命由我不由天’。可当暴雨天送外卖摔倒时，我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有没有受伤，而是外卖有没有事。那一刻，真的觉得特别心酸。”外卖员张明（化名）这样说道。

张明已经送了7年外卖。他坦言，这7年里，每天从上班到下班，精神都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。他害怕交警查头盔和改装电动车，害怕小区保安不让进，害怕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被平台罚款，害怕小区环境复杂找不到路，害怕联系不到顾客或被顾客以各种理由投诉，更害怕送餐过程中餐品损坏。

这种高压工作状态的背后，是外卖骑手们无正式劳动合同、无安全保障、无社会保险的残酷现实。安徽合肥市某外卖站点负责人胡帅（化名）指出，这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，而是需要更全面的制度建设来应对。

对此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、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提出了几点建议：

（1）加强劳动市场灵活化制度建设，推动灵活就业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；

（2）增强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，形成更广泛的协作机制；

（3）利用数字技术持续赋能，优化平台算法，提升劳动安全和工作体验；

（4）为骑手提供更多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机会，帮助他们在灵活就业的基础上实现职业进阶。

在这方面，新加坡的《平台工人法案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案例。2024年，新加坡通过该法案，为依赖在线平台谋生的工作者（包括出租车司机、私家车司机和外卖送货员等）提供了一系列劳动保护和社保待遇。该法案将平台工人定义为介于雇员和自雇人士之间的独特法律类别，并为其提供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险、住房公积金以及失业补助金等保障。此外，法案还赋予平台工人在“经过考虑和合理的情况下”发起罢工的权利，以进一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。

随着平台经济逐渐渗透到大多数人的生活和职业中，平台工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职业群体。对他们而言，除了亟需建立与之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外，还需要更清晰地认可他们的价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那些在风雨中奔波的外卖员感到安心。